轉變，中國道路的曆史性跨越

——從十六大到十八大（上）

任仲平

2012年11月06日05:38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一）黨的十八大就要召開了。

“中共十八大不僅是中國十年來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世界的大事”，“中國與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做出如此判斷的，不是國内新聞機構，而是國際知名媒體。從遼闊的非洲大陸，到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歐盟和美國，從聯合國大會的發言，到總統競選的電視辯論，世界從來不曾像今天這樣矚目中國，關注未來中國的走向。

怎麼能不關注呢？過去十年，社會主義中國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比重由4．4％提高到10．4％，從歐盟和美國的進口額雙雙增長4倍以上，僅近12個月以來，出口到中國市場的外國車就達120萬輛。深陷經濟危機泥淖的西方慨歎：“幸好還有中國人”。在世界的天平上，中國已是一個分量越來越重的砝碼。

十年之前，“中國崩潰論”風行西方：“中國的經濟正在衰退，并開始崩潰”，“中國現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最多隻能維持5年”。十年之後，西方曆史學家卻已開始讨論這樣的問題：我們正在經曆500年西方統治的最後階段。穿越華爾街的風暴，跨過歐債危機卷起的遍地沉疴，中國再次以自己搶眼的表現告訴那些始終将其視作“異數”的傳道者們：另一條道路是可能的。

（二）這是一條在危機和憂患中開辟與發展出來的道路，也是一條在質疑和挑戰中不斷突圍與突破的道路。

自30多年前，改革開放将這條道路送入世界的視野，人們就從未停止過對它的打量。國際傳媒巨頭默多克曾經慨歎，“一份報紙希望在全球暢銷最快捷的辦法，就是把中國放在頭版。”當“關注中國”越來越成為一個國際共識，“解讀中國”，則像龐大的中國本身一樣複雜多元。

這種複雜，不僅因為它開創了民族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另一條路徑，改變了以歐美為主導的單向演進的現代化曆程，為世界提供了一種新型社會制度的發展模式，也因為在這個占據世界1/5人口的大國，這種“創造”、“改變”與“提供”的背後，所必然帶來的深刻的變革、劇烈的轉型、前所未有的挑戰。

就像一條沉默多年的江河，忽然間結束了停滞歲月，奔湧出活力四射的磅礴氣象，也翻騰起泥沙俱下的殘渣積垢；呈現了波瀾壯闊的前景，也潛伏着暗流湧動的危機。對它的認知，站在不同的視角，秉持不同的觀照，截取不同的斷面，自然會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評價、不同的結論。

即使對過去的十年，又何嘗不是如此？

進入新世紀以來，聚焦中國的發展跨越，有人提出了“北京共識”、“中國模式”，有人卻斷言中國發展不外乎是“市場列甯主義”、“國家重商主義”；有人認為中國處于千年以來最為輝煌的位置，有人則認為這不過是轉瞬即逝的“柯立芝繁榮”……

不同角度的分析自有其價值，但中國的發展總是“出人意料”，颠覆着一些人的預言，修正着教科書上的論斷，革新着固有的觀念。60多年前，笃信中國共産黨“經濟上隻能是零分”的西方，今天談論最多的是中國的經濟成就；30多年前那些“看空”中國改革的人，今天卻把走出危機的希望寄托于這個最有活力的經濟體；“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表述，今天又衍生出“隻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的說法。

任何快速發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必然積累一些深層次問題。相比于望遠鏡式的眺望、顯微鏡式的挑剔、放大鏡式的打量，究竟從何處入手，才能不被表象所惑，不為定見所縛，使我們對過去十年的判斷把握，經得起邏輯的推敲和實踐的檢驗？

（三）馬克思說過，評價任何一段曆史，都無法脫離當時的曆史階段。從黨的十六大到十八大，從2002到2012，在曆史的大視野中，中國面臨怎樣的圖景？

當這一個10年開始的時候，于1978年駛入起飛跑道的中國，仍然不減經濟的增勢，在為小康社會打下堅實基礎的同時，站在了一個關鍵路口。

從發展方位看，這是一個“戰略關鍵期”。這十年，中國正處于本世紀頭20年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重要時段，是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的關鍵十年。走好這十年，對于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舉足輕重。

從發展階段看，這是一個“轉型碰撞期”。進入新世紀，發展快車道上的中國迎來了全新的挑戰。工業化進入中後期，城鎮化進入加速期，經濟社會轉型進入攻堅期，人民群衆政治參與進入活躍期，思想文化進入碰撞期，國際地位進入上升期。這些階段性特征，給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的發展中大國，帶來巨大挑戰。

從發展環境看，這是一個“特殊敏感期”。随着中國的崛起，大國實力的起伏消長，深刻地重塑着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世界曆史500年未見的轉型”，引發了守成國家疑懼重重的複雜心态。對“另一種制度”的強烈擔憂，讓社會主義中國遭遇了冷戰以來最為露骨的防範，既有“木秀于林”的驕傲，更有“風必摧之”的煩惱。

從發展動力看，這是一個“尋找驅動期”。原有的人口紅利、開放紅利、國企改革紅利漸漸消減，制度紅利還未完全釋放。傳統的增長模式不可持續，粗放的發展方式難以為繼，正在現代化進程中艱難爬坡的“中國号”列車，不進則退。

從發展風險看，這是一個“危險高發期”。經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長，如何避免“東亞困境”？跨入人均GDP4000美元門檻，能否規避“中等收入陷阱”？經曆着傳統價值解構的社會轉型，怎樣重塑時代的核心價值？遭遇了飛速發展的信息時代，如何鞏固執政的信任基礎？

這是過去十年我們黨所要面對的多重考驗。進入21世紀，中國社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完成了從貧困到溫飽再到總體小康的曆史性跨越；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全面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确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标。與此同時，經濟結構面臨深層次矛盾；經濟發展受到資源環境的嚴重制約；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均衡；貧富差距擴大，利益糾紛和社會矛盾集中多發……中國的發展也呈現日益突出的矛盾和問題。

時代場景的轉換，意味着曆史使命的更替。如果說上一個十年，面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空前低谷之際，在一些長期執政的大黨老黨因不适應形勢變化紛紛下台之時，中國共産黨及其引領的中國道路以嶄新的面貌進入了新世紀，有力地肩起了社會主義的大旗；那麼這一個十年，面對風雲變幻的國際形勢、繁重複雜的國内改革發展穩定任務，社會主義中國能否從挑戰中艱難突圍，決定了這條道路是否更有生命力、更有說服力。

（四）法國年鑒學派領袖布羅代爾曾把曆史比作海洋，把曆史的短時段與長時段分别比作大海的表面與深處，并将二者描述為現象與本質的關系。依此邏輯，如果我們想透過這十年發展的“表象”，探尋中國道路的“實質”，就必須回答這樣的問題：在國際國内的既定格局中，我們經曆了怎樣的轉變？

中國已經邁入小康社會門檻，但這一小康卻是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一方面，經濟增長翻了近兩番，另一方面，我們每創造1萬元GDP所消耗的能源，卻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以上。物質生活與從前不可同日而語，但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也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貧富不均等社會問題日益凸顯。當此之際，經濟社會發展把握得好，中國就能為全面小康奠定決定性基礎，把百年現代化進程推向一個新的高度；把握得不好，就有可能走不出“曆史三峽”，跨不過“中等收入陷阱”，出現停滞甚至倒退。

中國已經跨入世界舞台中央，但在通往大國強國之路上，内部環境與外部局勢的風險與矛盾，正日益疊加、互相激蕩。國際貿易、消費方式、通訊工具的變革，市場放寬與資本流動，兩極世界的終結以及新興國家的經濟政治崛起，讓世界變得更為複雜。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中國第四代領導人“實際上是首位将中國當作全球化體系一部分來管理的領導人”。當中國工人登上美國《時代》周刊封面，當廣東烏坎事件吸引來大批境外記者，當國際油價的漲跌影響着北京“的哥”的心情，新世紀以來的中國，已經在更深層次、更廣範圍與世界相連。在全球化時代“治理中國”，中國航船如何破浪前行？

（五）中國奇迹結束了嗎？這個30多年來被西方人問得嘴角起泡的疑問，在這10年中，伴随着中國面臨的各種挑戰，被不停地提起。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0年間中國充滿勇氣的轉變，引發了“什麼樣的奇迹都能創造”的浩歎，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甚至說：“能解讀中國經濟改革的人應該榮獲諾貝爾獎。”英國《經濟學家》周刊則指出這樣一個事實：英國用了58年、美國用了47年、日本用了34年的時間使人均實際收入增加一倍，而中國僅用10年就實現了。

危機，是考量道路模式的最好尺子。國際金融危機的陰霾久聚不散，當西方世界開始“為資本主義會診”的反思，當“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的聲音再次響起，作為世界上唯一淨資産為正值的大國，手握20萬億元主權資産，中國以高效的政府之手和靈活的市場之手力挽危局，以強大的組織動員機制舉全民之力共渡時艱，為世界經濟的複蘇注入希望和信心。金融危機中的中國答卷，成為“中國道路”近十年來卓越成就的鮮明注腳。

這是一個讓世界驚歎的十年。中國保持了10%以上的年均實際增長速度，經濟總量一路超過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從第六大經濟體成長為第二大經濟體，外彙儲備世界第一，美國第一大債權國、世界第一大出口國，第一大鋼鐵生産國、全球最大汽車産銷國……中國的快速發展不僅超過自我預期，也讓世界有點不太适應。

這也是一個讓國人感奮的十年。人均GDP從1000美元攀升至5000美元，一個千年農業大國的城鎮人口第一次超過了農村人口，數以億計的網民活躍于井噴般增長的虛拟空間。取消農業稅、普及義務教育，覆蓋十幾億人的基本社保體系初步建立，一項項重視民生、傾聽民意、保障民權的決策部署和政策措施，寫入黨和國家的法律文件。“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政黨宣言成為執政理念，“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民生理想化為執政目标。

中國共産黨為什麼能？中國為什麼能？走過十年，這樣的問題引起人們更多的思考。新加坡《聯合早報》這樣提醒：在經濟增長的故事以外，中國還有一個也許較不搶眼、較不具新聞轟動效應的故事——一個文明重建的故事。

（六）從一定程度看，這确實可以稱作是一個“文明重建”的故事。這個故事給出了對“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重要回答，叙述了一種新型制度文明發展完善的曆程。

回顧剛剛過去的十年，我們走過了很不平坦的道路。經曆了北京奧運、上海世博的輝煌與榮耀，收獲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驚喜，但同樣遭遇了非典疫情的來勢洶洶，感受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波詭雲谲，銘記了汶川、玉樹、舟曲的悲泣悲壯，承受了發生在新疆西藏的分裂鬧劇。

這十年，無情災害一次次不期而至，突發事件一次次驚心動魄。社會主義中國依靠什麼讓“中國道路”進入一個嶄新的境界？

馬克思曾經指出：“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需要的程度。總結不同尋常的十年，胡錦濤同志指出：“我們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曆史性成就和進步，最重要的就是堅持以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勇于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形成和貫徹了科學發展觀，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指導。”

由此，不僅可以理解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的寶貴探索，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艱辛實踐，也能夠更好地梳理從十六大到十八大這十年，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所進行的一系列變革創新。

從“發展絕不隻是指經濟增長”到“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到“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到“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從“三位一體”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及生态文明建設“五位一體”，從和諧發展、和平發展到統籌國内國際兩個大局，十年來，随着科學發展觀重大戰略思想的提出，新的發展理念日漸深入人心，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呈現出新的氣象。

在分析現代化規律時，著名學者湯因比曾提出“挑戰—回應”模式，認為現代化既是國家之間競争的最大挑戰，也是國家興盛的最大機遇，關鍵是如何應對挑戰、從困境中奮起。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意味着中國抛棄了被動應對，選擇了主動應戰。有了科學發展觀這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最新理論成果，社會主義中國未來發展的路徑和前景更加明晰。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世界上關于“中國道路”的讨論，進入了一個高潮。這看起來是巧合，但也不無内在的邏輯：理論上的不斷創新，實踐上的與時俱進，讓這一深刻改變13億人生活的制度文明充滿魅力。

（七）外國專家曾有這樣的評論：如果此前改革開放的成就讓中國登上百尺竿頭，那麼這十年間的奇迹則讓中國“更進一步”。

并非隻有局内人能夠領會這難能可貴的“更進一步”。俄羅斯科學院專家别爾格爾就看出：過去十年，中國經濟開始尋求新的火車頭，新的發展驅動力，這是最重要的變化。在國家和市場之間保持動态的平衡，中國未來的持續發展得到保障。

回首十年不難看出，“更進一步”的實質，是“中國道路”的自我超越。科學發展觀既是對舊有觀念的更新，也是對發展慣性的矯正；既是對利益格局的調整，更是對執政思路的升華。不妨用發展方式轉變、經濟體制轉軌、社會管理轉型這“三大跨越”，來描述中國道路這十年不同尋常的進程。

正是在新的發展理念指引下，我們深入思考發展的要義，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發展要求用“又好又快”取代“又快又好”；發展目标由“總量”到“人均”。這個十年，不僅向發展要數量，更向發展要質量；不僅向市場經濟要效益，更向社會主義要公平，在不斷變革中，發掘中國道路攻堅克難的不竭動力。

正是在新的發展理念指引下，我們深入思考體制的優勢，“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前所未有的結合向縱深推進。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推動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堅持市場配置資源和政府宏觀調控“兩手抓”，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用好國際國内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統籌兼顧的思想貫穿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在不斷優化中，鍛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獨特優勢。

正是在新的發展理念指引下，我們深入思考社會主義本質，把社會和諧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作為黨執政興國的奮鬥目标，更加注重社會建設，鼎力疾呼管理創新，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解決人民群衆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最大限度激發社會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在不斷創新中，開創中國社會更加活躍、更加有序、更加和諧的良好局面。

這三大跨越，包含着對社會主義中國的發展規律、政治優勢、制度活力的重新審思。這十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格局奠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社會主義民主不斷向前推進，對外開放呈現“引進來”與“走出去”并重的新格局，進一步增強了人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

這三大跨越，将科學發展的創新理念熔鑄于中國社會的偉大實踐，造就了中國道路順勢有為、逆勢上揚的傲人業績。這十年，國内問題與國際問題互聯，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交織，重大自然災害與國際金融危機相伴，社會主義中國遭遇了“最困難”、“最嚴峻”局面。然而，穿越10年驚濤駭浪，中國航船破浪前行，倒逼出思路轉變、科技突破和産業變革，迎來了邁向創新型國家的重大曆史機遇。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機中，“V”型發展曲線彰顯中國政府領導科學發展的國家能力，體現中國共産黨駕馭複雜局面的執政水平。

（八）轉變轉型轉軌，突圍突破突進。對于中國而言，曆史跨越剛剛開始，科學發展仍在路上。

觀念的改變，不可能奏其效于一時；矛盾的解決，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這是為什麼中央反複強調“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仍然是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實現科學發展是一場攻堅戰、持久戰”，一再重申“堅持不懈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不失時機地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

正如有論者所言，作為人類曆史上第一個規模超大且有悠久曆史傳統的國家，同時進行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經濟轉軌、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社會轉型，無論在理論意義上還是實踐意義上，都是世界級難題。西方國家上百年間實現現代化與克服現代化弊端這兩大先後呈現的曆史性課題，在這30年間都共時性地提到中國人面前，而與曆史上其他崛起國家相比，改革開放的中國至少創造了兩個成就：以和平的方式實現經濟的起飛，在轉型中整體保持社會的穩定。這不僅是中國的福祉，也是對世界的貢獻。

從世界曆史看，現代化的過程孕育着動蕩，任何一個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都會遭遇更多矛盾。即便是2012，展現在人們面前的，仍然是一個矛盾重重的世界。大選之年暴露的西方政治信任危機，金融海嘯沖擊下焦頭爛額的經濟衰退，利比亞持續不斷的動蕩，埃及不得不失去的“春天”……正如普京所言，對所有人來說，這都是一個艱難的時代。當我們為社會的矛盾和問題感到焦灼時，不能忘了同樣的挑戰，也在倫敦的街頭巷區、開羅的解放廣場出現；當我們為更好的未來承受轉型之痛時，不要忘了深陷危機的西方國家，至今還沒看到隧道盡頭的亮光。回望過去，中國不乏成功的故事，西方模式以兩三百年解決了10億人的發展問題，而中國道路在30年間改變了13億人的命運，這難道不應該給予我們道路和制度的信心？

馬克思曾經指出，離開了“現實曆史”的抽象沒有任何價值。如何評價我們走過的曆程？僅僅與過去的自己相比，會将社會的進步看成一路高歌，容易妄自尊大；隻與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相比，會把面臨的問題視為滅頂之災，容易妄自菲薄。隻有将兩者綜合看，才能既看到成就、獲得前行的動力，也看到問題、明确努力的方向。

不久前，澳大利亞學者休·懷特評述：我們應該承認，中國正發生着許多美好的事情。由于中國取得的經濟增長，數億中國人過上了他們父輩做夢都想不到的更好、更富足的生活。更好的住房，更棒的學校，更優的醫療——“這些物質條件具有真實的道德價值，不承認這些成就是不誠實的”。

4億人脫貧、13億人走向現代化、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平均貢獻率超過20%……這确實是中國道路最為“真實的道德價值”。

（九）上世紀90年代，站在楊浦大橋橋頭，望着改革開放大潮激蕩下的新上海，小平同志慨歎：“喜看今日路，勝讀百年書。”

确實，曆史的發展，遠比任何宏大的書寫更發人深思。十年短短一瞬，我們和我們腳下的這塊土地，所經曆與所收獲的，都将彙成“中國道路”不同尋常的曆史跨越，标注上一段征程的輝煌，等待下一個征程的出發。